学人 | 岩田礼：关于《汉语方言地图集》和曹志耘的二三事（石汝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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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语方言地图集》和曹志耘的二三事

（石汝杰 译）

       曹志耘先生是1994年9月去访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的。当时曹先生应平田昌司先生及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我们在静冈大学开了一个研究会，他也参加了，会后直接去东京。在国语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吉冈泰夫和大西拓一郎两位。当时，国语研究所正在编制《方言语法全国地图》（1989-2006）。我们去参观了地图制作的现场，他们使用小图章，在空白的底图上分别把不同的特征一个一个地盖上去。同时，还给我们介绍了日本方言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日本语言地图》（1966-1974），说明了其编纂目的及意义。

　　《日本语言地图》的一个目的是“阐明日语在地理上的差异及各种方言词形的历史”。其中，浓重地反映出了语言地理学的一个思路，即认为，在地图上出现的词的各个形式中，相对来说有新的层次，也有老的层次，这反映出了语言变化的状况。所以，300张地图里，大部分是“太阳”、“月亮”、“手玉”（日语词，一种女孩子的玩具）等词汇项目。而在中国，1987年出版了《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纂），这是一种方言分区地图，性质与《日本语言地图》是完全不同的。此书用17幅地图来表示如何给各个汉语方言分区（此外还有民族语言地图和综合地图18幅）。但是方言的分类和分区是语言学的一大难题，恐怕永远也得不到真正的答案的。本来，在人文科学领域里，所谓“分类”要确保有科学的根据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也有如汉字的“六书”那样分类很成功的例子。《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划分法大致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其后还是发生了种种的争议。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方言的分区，是一种简明扼要地展示方言分布的手段，这是毋庸置疑的。原因是中国的方言研究在此前曾经有过一段相当长的空白时期。从研究史来看，这一《地图集》也实现了192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以来的一个夙愿。

　　我是1970年代在日本的语言地理学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方言地图，无非就是如“蛇”是怎么说的、有没有卷舌音之类的项目地图（在中国叫做“特征图”）。所以1980年我第一次实地调查汉语方言时，就毫不犹豫地采用了语言地理学的方法。1989年起，我和朋友们一起，以《日本语言地图》为样板，开始制作全国性的汉语方言项目地图。但是我们无法亲自去实地一一调查中国全国各地的方言。我们只能根据中国出版的各种方言资料逐步地画出地图来，这一工作至今尚在进行中。

　　在国语研究所的访问结束后，我把曹先生请到附近的咖啡店里，跟他说明制作项目地图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说，这种地图必须由中国的学者来制作。曹先生也许在看了日本的方言地图集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于我滔滔不绝的诉说，他却保持沉默寡言。我想我的这些话，大概让他不高兴了。在跟他此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他是个要认真思考后才确切地表述自己的意见的人。也是到后来，我才得知他购买了《日本语言地图》6集（石按，每集约14000日元，合人民币近1000元）。1994年9月，正好贺登崧的《中国方言地理学》日文版（岩田礼、桥爪正子合译，好文出版）出版了，但是我没来得及送给他。当时，也可能是我想，日语的书，他也没法读，结果一直没有送。2003年，中文版（石汝杰、岩田礼合译，上海教育出版社）也出版了（有朋友跟我说，即使是日本人，看中文版也比看日文版的要轻松）（石按，这是一种误解吧，因为中文版也同样有岩田先生的心血在里头呀），所以更觉得没有必要送日文版了。直到最近，有一天，曹先生从自己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此书的日文版给我看，书里还夹满了批条，他说：“这是我自己买的。”这时候，我真是难为情极了，恨不得要找个地洞钻进去。

（曹志耘主编，石汝杰、甘于恩等参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2008）

说老实话，那时我没能想到，曹先生能在这10多年里完成如此宏伟的历史性大业。作为研究项目，《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从2001年开始的，我应邀出席了三次编辑会议。第一次，是2005年9月在苏州（石按，2005年9月22日至25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13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召开，这次是紧接着学会召开的）。当时已经调查了930个地点中的大半，我认为，即使如此，还得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在制作地图的过程中，除了整理资料外，还必须进行词形的分类，这是极其麻烦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是一项相当耗费时间的工作。但是，这一部分的操作进度之快，超乎我的想象，说话之间原稿就形成了。我也参加了部分词形分类的工作，但实际上，我还在左思右想时，已经被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了。2007年4月，金泽大学启动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日中协作研究事业，同年11月在金泽大学召开了题为“日中两国方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曹志耘、赵日新、刘晓海三位来访，这正是《地图集》编辑制作极其忙碌的时期，请他们来也许对他们的工作反而是一种妨碍。在研讨会上，请大西拓一郎作日方的基调报告，这也是他和曹先生10多年后的再次见面。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了《汉语方言地图集》出版发布会，我有幸出席，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会上我也发了言，主要内容如下（在这里加上了几处简略的说明）：

1

我国的秋谷裕幸先生为这一地图集担任了29个地点的调查工作，美国的史皓元（R.V.Simmons）先生则调查了23个地点。刚才钱曾怡先生和张双庆先生都说，他们只调查了一个地点。可是我连一个地点的调查工作也没有做，而在编辑会议上发言时却老说些让曹先生头疼的话，实在是惭愧至极。尽管如此，我的名字还忝列在编委会的名单里，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2

本地图集的意义重大，可以与《法国语言地图集》、《德国语言地图集》等驰名世界的著作相媲美。《日本语言地图》从开始预备性调查到完成，花费了20年时间。其他国家的地图集，有的甚至耗费了30多年时间。而曹先生率领的团队只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这一伟业，就像刚才各位先生所说的那样，是他们废寝忘食、努力奋斗的结果。

3

本地图集基本上是描写性的，其特点在于正确地提供语言事实。因而，对于读者来说，一大乐趣是从各幅地图里获取种种信息，从而为自己的研究服务。

4

曹先生主张，中国的方言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问。我很赞成（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们俩的意见还有不尽相同之处）。我认为，第一点，以前的方言学是从属于历史音韵学的，《汉语方言地图集》是纠正这一倾向的一个契机。第二、近年来，对方言语法的关心日益高涨，但是如果把它当作是对普通话语法研究的一种补充手段的话，那么还是把方言学置于附庸的地位了。

（曹志耘论文《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这一地图集的做法是，只在全书的开头部分交代了词形分类的原则和记号使用的方法，对于每一张地图却没有单独的说明。我刚听说要采用这一原则时，很是吃惊，因为这与过去的语言地图的做法不同。但是现在想来，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做法。就像上文所说，词形的分类就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要说一幅地图就能写一篇论文（某编者言），绝对不是夸张之言。

　　这一地图集，个人购买的话，价格是有点儿贵。但是这并非豪华美术图书，是确实有用的研究资料。

　　我们日本的学者，现在正在编制一本《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定于2009年12月由日本白帝社出版）。在这一项研究上，我们前后已经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结果还是被曹先生抢到前头去了。当然，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汉语方言解释地图》出版后，我们就能说，把“解释”贯彻到底是可能的。最近，在中国有一股潮流，认为如果没有理论指导的描写性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对此，曹先生主张，在现在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做好描写记录的工作。是描写好还是解释好，我不认为这种二律背反的议论有什么建设性的意义。我的主张是：“词形分类的结果能在地图上显示出整齐的分布的话，这样的分类是成功的；如果不能出现整齐的分布，那么分类就应该重新进行。”如果我这么对曹先生说，可能他又会沉下脸来了。对于我来说，这只不过是柴田武先生在《语言地理学的方法》（筑摩书房，1969）之类的著作里所教导的常识而已。而在曹先生听起来，可能是一种很带刺激性的“理论”。但是，我想，如果我也是在中国受教育的，那么一定也会跟曹先生抱有相同的主张的。

　　这一地图集的出版，一定会对中国的语言研究质量上的提高作出巨大的贡献的。我衷心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能真正确立起一种“为方言学而进行的方言研究”。

【译者按】译文经岩田先生的校核，2009年5月发在“走过田野”网站上，现在略加润色发表。

发表于《南大语言学》第四编（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南大语言学》编委会），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303-307页。

【原文：『漢語方言地図集』と曹志耘さんのこと，東方書店《東方》338号，2-5页，200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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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杨苏涵

本期审读 |杨苏涵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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